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再構建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再構建
舒易求
（湖南風云律師事務所 湖南張家界 427000）
摘 要：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作為我國刑事訴訟法中的一項重要的新規則，它對通過非法手段或者違反法律程序收集到的證據，規制其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依法應當確認之排除。它對保障刑事訴訟中的人權，確保刑事訴訟程序公正，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據，這無不是刑事法律中的一大進步，但因為其成長時間短，尚存在許多不成熟的地方。本文通過對我國現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立法和實踐上尚且存在的新情況、新問題進行分析，進而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案和措施。
關鍵詞：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現實問題；完善規制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的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新刑訴法）的決定，從立法層面上首次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經過四年多的實施，司法實踐適用中并不理想。2017年6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又聯合發文《關于辦理刑事案件嚴格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從偵查、起訴、辯護、審判等各個角度，對非法證據排除程序進行了細節性的明確，但筆者根據自己數年來的實踐工作和教學經驗來看，認為存在的現實問題依然不少。
一、非法證據內涵和外延規定不明
根據新刑訴法規定，非法證據鑒別為兩類：非法言詞證據和非法實物證據。一是非法言詞證據界定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關于鑒定意見等證據是否歸屬言詞證據，未予明確界別，對于刑訊逼供等之外的“等非法方法”的其他方法的內涵規定不具體，實踐中認定難度較大，可操作性較差；二是非法實物證據的界定更加捉摸不透。適合排除的非法實物證據是在通過違反法定程序方式收集的，當作為認定案件事實依據時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又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物證、書證。怎樣才叫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怎么才算合理解釋？均未明確統一的、具體標準衡量。在新刑訴法及其司法解釋中明確規定排除非法言詞證據，即對非法的言詞證據毫不留情的、絕對的排除，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但對非法實物證據的內涵及其排除情形尚未予以清晰界定，同時并未涉及視聽資料、錄音錄像等證據的排除，而只規定了若其存在不符合法律的要求，不得作為定案依據。那么在實踐當中，在如今電子產品日新月異的發展進程之中，此類證據輕便易儲存，通常能較為直觀地反映案件事實，在案件證明過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可對于非法收集的視聽資料等證據，我們應該如何處理呢？法律未予指明。
二、非法證據自我排除設置不合理
根據新刑訴法第54條第二款規定，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機關對非法證據具有主動排除的義務。他們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各自進行排除，不得用來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偵查機關和審查起訴機關在辦理案件時，秉著以打擊犯罪甚至盡早偵破案件的宗旨去收集證據。他們心切想要案件早日偵破，常常大膽嘗試各種手段、途徑甚至包括非法手段、違法程序方式找到相關罪證。根據新刑訴法第54條第二款，要求把偵查機關辛辛苦苦收集來的證據不當著起訴意見、起訴、審判的依據，這就相當于偵查機關和檢察機關在作為一位比賽的選手時還要以一個裁判者的身份來評判自己的作品。既是選手又是裁判，這種自我排除難免有種強人所難的意思。不難看出這是立法者的一種很理想的設想，但是在實踐中我們一向主張“法不強人所難”，所以要完美的做到這點，想必是有些難度的。
三、非法證據排除程序啟動艱難
在司法實踐中，非法證據的排除程序的啟動是很艱難的。一旦啟動了這一程序，那么案件的實體結果是有可能要改變的。雖然我們現在倡導程序實體都要重視，但是我國的“重實體輕程序”的思維依然根深蒂固。法院對于啟動這個程序的積極性并不是很高，往往律師在申請時也只能在庭前階段審查一下，是沒有機會進入審判階段的，這也是受我國長期來“偵查中心主義”觀念的影響，法官總是以為偵查機關、檢察機關辦理的，還有什么不可相信，更多是不愿否認偵查機關和得罪偵查人員，加上法院的案件越來越多，還有審理期限的追趕，承辦法官想盡早結案，不愿意節外生枝。例如，在褚明劍受賄案件中，其辯護律師被強制帶離法庭。究其原因是辯護律師再三要求法庭啟動非法證據排除調查程序。在杜培武案件中，審判長無視杜培武當庭出示的血衣，不僅拒絕其排除非法證據的申請，而且還斥責其“不要糾纏這些問題”。是否啟動非法證據排除調查程序的決定權掌握在法官的手中，法官有可能基于各種理由，憑借其自由裁量權竭力避免程序性的啟動。于是，非法證據排除的程序啟動，尤其是實質調查工作的順利啟動難免會受到影響，不能及時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的合法權益。
四、責任追究和救濟措施體系缺位
在責任追究體系建立這一方面，我國在立法這一塊是空白的，所以在偵查人員的內心深處有著“破案放在第一位，一切等破案之后再說”的觀念存在，這就表明他們的程序公正意識淡薄。在偵查過程中，偵查人員為了盡快獲取證據，迫切查明案情，采取了一些非法手段。求勝心切，常會出現重結果輕過程的情況發生。
也許有人會說，當非法證據能夠被確認排除之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不會因為作出了有罪供述而追究責任，這對于他們來說應該是最好的結局了吧。但是他們身體和心理上受到的傷害怎么辦？拿什么來彌補呢？我國沒有明確這方面的救濟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違反了公平正義的理念。無論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還是對于他們的家人來說都是非常不公平的。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是保障人權，還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沒有一套完善的救濟措施來彌補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他們家人的傷害，未能讓他們平復心中的傷痛，也未能很好
規范該規則的施行，會讓人們感到焦慮。
五、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完善路徑
為了促使偵查人員在追訴犯罪時高度注意收集證據的質量，我們要建立一套完善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同時，非法證據排除并非一個孤立的證據規則，要保證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得到很好地貫穿執行，取得實際良效，還必須有與之相配套的機制。
（一）明確對非法證據內涵的認定標準
非法證據內涵的標準要具體，對新刑訴法規定中的暴力、威脅的程度作出進一步明確的規定，以何種形式威脅，暴力致何種程度，重傷亦或是死亡等程度給出定位標準，以此方便非法證據認定時具有統一標準而不至于模棱兩可；對于 “其他非法方式”的范圍具體化，增強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可操作性。比如，可以通過對被追訴人造成的精神損害的程度或者是被追訴人由于受到精神虐待受到的損害作出具體規定；對于“引誘”、“威逼”、“欺騙”等概念內涵進一步明確，將其與正常的偵查技巧、偵查策略、審訊方法區別開來。同時，為了對非法證據內涵認定的準確性，可采用推進最高法院發布指導性案例的形式完善。“法律實施存在的遵循的思維、方式不同，結果亦會存在差異”，盡管在當前的環境之下，最高法院一直通過以指導性案例的形式為各地法院審理案件提供參考依據，但在非法證據排除方面，該措施需要不斷的落實與完善，通過此形式可在具體案例中明確非法證據的具體內涵。
(二)完善檢察引導偵查和監督機制
在偵查取證過程，檢察機關要提前介入偵查和引導取證工作，變事后監督為提前介入引導偵查、監制督促按程序進行，從源頭上打擊非法取證手段，加強看守所訊問的監督。由于大量的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手段都出現在看守所以外的地點，所以對于犯罪嫌疑人入所、出所、提訊等流程需要進行嚴格的審批登記和身體檢查制度。犯罪嫌疑人交由看守所羈押后，沒有特殊情況訊問要在看守所內訊問室進行，同時落實訊問時全程同步錄音錄像舉措。在涉獵是否存在非法證據裁決時，如果不能準確認定偵查人員是否是通過合法方式取得證據，那么將會在很大程度上侵犯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實行訊問時的全程同步錄音錄像不僅能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而且能從客觀上對偵查人員的取證行為進行有力的監督，也能起到督促作用。偵查機關、檢察機關移送案件材料時，必須將全程同步、不間斷的錄音錄像資料一并移送，檢察機關對于非法證據問題的審查，不能單方面進行，要充分聽取辯護方和偵查機關雙方的意見，如果有意見分歧較大的，還要組織非法證據聽證程序來處理。
(三) 完善非法證據排除訴訟權利和程序
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的啟動和法官有著緊密的聯系。確認非法證據排除申請系程序性訴權寫進刑訴法中，當法院對涉嫌的非法證據作出處理時要寫入裁判文書，并附有處理依據理由，公訴機關或者被告人認為不服，可以提起抗訴或者上訴。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一種程序性裁判，辯護方的非法證據排除申請就應當是一種程序性的訴權。對于非法證據排除程序啟動之后，無論是法官主動啟動還是當事人申請提起，要及時暫停已經開始的案件實質性審判活動，及時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展開充分的證據收集方式、方法程序調查，審查控辯雙方提供的線索、證據和意見。為了充分發揮偵查人員在案件調查過程中的積極作用，完善偵查人員出庭作證制度，以具體制度的形式確保偵查人員收集的第一手案件資料能夠在法庭上更為直觀的呈現給法官。例如，將警察的偵查行為納入到法庭調查質證之中，從而保證證據的真實性與最大程度的可利用性，在庭審過程中暴露其取證行為，促使警察為避免在庭審中出現較為難堪的局面從而在調查取證過程中盡量采取合法手段，抑制非法取證行為。
（四）確立責任倒查追究制度
對于偵查工作人員，追求及時性、高效率偵破案件的愿望，是值得肯定的。但對于采用非法手段獲取證據的做法，要實行后果承擔和責任追究。如果被確定為非法證據，不但不能作為定案依據進行排除，而且還要根據采用非法手段的傷害情節對偵查人員進行不同程度的制裁。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被刑訊逼供，身體和精神上受到了的傷害，而訊問的工作人員也要因此受到相應的責任追究。而不是像新刑訴法第55條規定那樣，只是提出糾正意見。違法輕者對其進行行政處分，可以降級、暫停職務、撤職；如果是負責人或者上級指示這么做的，還要對負責人或者上級作出行政處分；如果偵查人員非法取證的手段達到了刑事犯罪的程度，按照我國刑法中相關規則來追究其刑事責任。只有這樣才符合公平正義原則，才能起到告誡的作用，才能真正做到杜絕這種非法現象的發生。
（五）確立權利救濟制度
對于偵查工作人員的違法行為，要進行相應懲罰，那么對于受到傷害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該采取什么方式來救濟自己，保障自己的權利呢？在受到刑訊逼供以后，本來就處于弱勢地位，雖然在查明真相以后不用再受到刑罰的制裁，但是對于精神和身體的傷害暫時還是無法彌補的。我國也要建立起相關的法律體制讓這些受傷害的人有機會拿起法律的武器來保護自己。若被確認為通過非法手段而獲取了非法證據，并且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遭受身體上傷害或者精神上的嚴重痛苦，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請國家賠償的權利，可以按照行政法中有關國家賠償的規則來向有關機關申請，并且對故意或者重大過失的人員實行追償，對于受到傷害的被害人、證人參照以上規定進行救濟，從而確保人權保障原則的真正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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